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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素有“三国故地”之称。三国时期，合肥属魏国扬州淮南郡，孙权占据江东以后，势力迅速扩大，不断攻打合肥，图谋争夺江淮进而统一全国。据[晋]陈寿撰《三国志》记载：魏青龙元年(233)，征东将军满宠两次上疏魏明帝曹睿，在合肥旧城西三十里建立新城以抗孙吴。新城建立后，合肥旧城(位于今市区四里河一带)作为居民区和商业中心，仅派少量部队防守。
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：孙吴曾于公元233年、234年、253年等多次围攻合肥新城，均未取得成功。
魏青龙元年(233)，孙权御驾亲征，到了合肥城下，见老城西北30里突然崛起一座新城，不知所措。孙权“欲围新城，以其远水，积二十日不敢下船”。满宠透彻地剖析了敌方的心态，认为：孙权知道我把合肥重心转移到合肥新城，肯定有人吹牛皮，讲大话。他们劳师动众，却一无所获，为挽回面子，他定会派兵上岸，企图耀武扬威一番。于是他对诸将说：“权得吾移城，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，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，虽不敢至，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。”于是，满宠派遣步兵、骑兵6000人在隐蔽处埋伏起来。事情正如满宠所料，吴军在20多天后果然上岸。此时满宠的伏兵如神兵天降，吴军措手不及，死伤数百人，只得鸣金收兵。合肥新城经受了第一次战火的考验。
魏青龙二年(234)五月，不甘失败的孙权，乘蜀军攻魏之机，再次挑起战端。孙权命令三路大军沿长江进攻魏国：大将陆逊、诸葛瑾等屯江夏、沔口，孙韶、张承等向广陵、淮阳，自己亲率10万大军围攻合肥新城。开战之初，征东将军满宠制定了一个较为保守的作战方针，大意是：放弃新城，诱敌深入，把孙权部队引到寿春附近，再杀他个回马枪。这个方针未被明帝采纳，明帝引经据典，坚持先祖曹操的战略路线，魏明帝说：“先帝东置合肥，南守襄阳，西固祁山，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，地有所必争。纵权攻新城，必不能拔。敕诸将坚守，吾将自往征之，比至，恐权走也”。他下了一道死命令：即使孙权主攻新城，我军也不能撤退。他号召诸将要死守合肥，尤其是合肥新城，并声言自己将亲率部队，驰援合肥。满宠奉诏重修作战方针，并与驻守新城的张颖将军，共同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。此时东吴在合肥新城外面堆了一座土山，妄图采用人海战术，一举攻下，再夺取整个合肥。在一个风高夜黑的夜晚，满宠和张颖“募壮士数十人，折松为炬，灌以麻油，从上风放火，烧贼攻具，射杀权弟子孙泰。”这时吴营一片惊慌，恰在此时，孙权得知魏明帝亲率大军增援合肥，害怕腹背受敌，“于是引退”。战后，魏明帝亲临寿春，犒劳三军，论功行赏。这次胜利，有力声援了魏国西线之战，有利于解西线之围，就在此时，蜀军灵魂诸葛亮星落五丈原，他的第五次北伐以失败告终。这次交战再次说明了合肥新城在战略防御上的重要作用。4年后，在建设和保卫合肥新城中战功卓著、为官清廉的满宠离任回京，荣升太尉。
魏嘉平五年(253)五月，吴国顾命大臣、小皇帝孙亮的老师诸葛恪，为了炫耀孙吴军事力量，率领20万大军围攻合肥新城。驻守新城的张特与将军乐方等3000人誓与新城共存亡。在异常危急之时，张特派胆大心细、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联络官郑象，向寿春告急。郑象昼伏夜出，不幸被吴军俘获。吴军命令郑象向城内喊话：“大军已还洛，不如早降”。郑象不从其言，反而向城内大呼：“大军近在围外，壮士努力！”最终郑象用鲜血和生命激励守城将士坚持到底。魏、吴两国对峙90多天，合肥新城城墙崩塌，军队器械破损严重，张特施用“诈降术”给诸葛恪写了一封信，大意是：我们之所以拖到此时还不投降，是因为魏帝规定，百日之内投降或弃城逃离者，举家同罪；超过百日，则不牵连妻儿老小。现在，...[展开阅读]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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